在當今數字化轉型成為商業主旋律的時代，一個備受關注的概念逐漸占據了商業舞臺的中央—— 那就是“數字原生”。在技術語境下，數字原生是“數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s）這一概念朝企業層面的泛化與延伸。這一演變趨勢，也對傳統的管理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對組織中的技術高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數字原生企業（Digital Native Enterprise）
2001 年，美國教育領域作家馬克·普倫斯基在其《數字原住民,數字移民》的文章中，率先注意到數字技術對個人的影響和塑造，并將出生并成長于數字化環境中的人稱為“數字化原住民”（Digital Natives）。
隨著技術的發展，我們不難感受到數字化技術對現實世界的滲透和影響，疫情更是像催化劑一樣加速了數字化產業的發展。過去幾年里，云計算、邊緣計算、5G 通信、人工智能和物聯網等技術，先是從各自領域獲得突破，進而又交織融合，將我們帶入了一個全新的、由數字化基礎設施所構筑的時代。數字技術已經從過去的輔助性的、邊緣化的存在，逐漸成為主流和背景一樣的存在。
個體之外，數字化技術和基礎設施也在重構和催生著全新的組織。
在組織層面，數字原生指的是先進數字技術能力和企業經營架構融合的思想方法的集合。它是通過互聯網、云原生、大數據等新一代數字技術，實現“分布式、高敏捷、可再生”的技術架構和組織架構的一種理念。這種理念強調利用先進的數字技術來優化和改進企業的運營和管理，使之更加高效、靈活和可持續。目標是通過數字化轉型，使企業能夠更好地適應和應對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在這個過程中，企業不僅需要掌握和應用新的數字技術，還需要調整和優化其業務流程和組織結構，以便更好地利用這些技術帶來的優勢。
對應于數字原生理念，數字原生企業指的是基于“云原生”為代表的新型數字基礎設施進行運營、管理、創新和發展的企業。此類企業的核心特征是構建基于新型數字基礎設施的業務架構和組織架構，并以此更新其商業模式和決策機制，具有高速成長、敏感響應、快速迭代的發展特點。
不同于“數字原住民”是一個相對靜態的概念（特定年代之后出生的人群），數字原生企業是動態的。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計算與大數據研究所所長何寶宏先生指出，數字原生除了是空間層面的延伸，即從人到組織；還是時間層面的延伸，即不僅包括新世紀誕生的企業，也包括那些誕生于上世紀，但是成功實現了數字化轉型且具有鮮明數字原生特點的企業。
根據IDC的描述，數字原生企業的特點可以總結為以下5個方面：
云原生，以數據作為企業成長的DNA；
規模化與創新，擁有精通技術的開發人員和數據科學家團隊；
技術驅動優勢，以技術作為競爭和盈利的關鍵；
以生態系統為中心，與合作伙伴共同成長；
獲得投資關注，風險投資和基金等機構的青睞為此類企業的高增長提供了資金保障。
從云原生到數字原生
某種程度上，數字原生可視作是基于云原生概念的一次迭代。
云原生概念最早由Pivotal公司的技術產品經理 Matt Stine在 2015 年提出。同一年，Linux 基金會成立了一個名為CNCF（Cloud Native Computing Foundation，云原生計算基金會）的基金會，這個基金會的初衷可以簡單歸結為兩點：
推動云原生計算可持續發展。
幫助云原生技術開發人員快速構建出色的產品。
起初， CNCF 對云原生的定義包含以下三個方面：
應用容器化(Software stack to be Containerized)
面向微服務架構(Microservices oriented)
應用支持容器的編排調度(Dynamically Orchestrated)
2018 年，隨著社會對云原生理念的廣泛認可和云原生生態的不斷擴大，還有 CNCF 項目和會員的大量增加，起初的定義已經不再適用，因此 CNCF 對云原生進行了重新定位。
2018 年 6 月，CNCF 正式對外公布了更新之后的云原生的定義 ：云原生技術有利于各組織在公有云、私有云和混合云等新型動態環境中，構建和運行可彈性擴展的應用。云原生的代表技術包括容器、服務網格、微服務、不可變基礎設施和聲明式 API。這些技術能夠構建容錯性好、易于管理和便于觀察的松耦合系統。結合可靠的自動化手段，云原生技術使工程師能夠輕松地對系統作出頻繁和可預測的重大變更。
云原生是個純技術概念，是企業借以實現數字化轉型的工具和階梯。但是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需要解決的不僅僅是技術和基礎設施層面的問題，還需要攻克流程創新、業務創新、組織創新、市場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等一系列難關。只有同時擁有數字優先的方法論和技術驅動的運營模式的企業，才算是真正意義上的數字原生企業。
從“電力原生”到“數字原生”
在《數字原生企業及其平臺演進優勢》一文中，兩位作者提到，如果以百年為時間尺度來看，我們當下正經歷著從“電力原生”邁向“數字原生”的轉折點。
百度創始人李彥宏在其著作《智能革命》一書中也有過類似的提法。他認為，電氣革命與智能革命存在“基礎質料”意義上的類似。這種相似主要體現在，數字資源和電力資源一樣，可以實現遠距離傳輸和統一布局，是一種能夠無限流動的普適能源，是一種用戶可以隨時接入的基礎資源。
由此看來，數字原生時代的一大特征，就是數字化資源也會像電力資源一樣成為一種“流化”資源，由專門的供應商負責生產并提供，而其他企業僅需要通過類似插座那樣的終端接口，就可以獲取到。
“電+產業”曾經顛覆了無數的傳統行業，“數字+產業”正在引發新一輪顛覆。
目前，基于“端-邊-管-云-智”的新型數字化基礎設施已經顯露雛形，一些科技企業已經著手打造與電力系統類似的數字原生系統。比如阿里云在2020 年就提出了“云+數字原生操作系統”的概念，易捷行云EasyStack也在 2022 年推出了數字原生引擎 EOS。
對于今天的企業而言，電力系統已經像空氣和水一樣，成為不可或缺的基礎性資源。但是，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電力向產業和社會滲透的過程，也曾經歷了重重困難。
早期的電力系統極為復雜，除了交流電和直流電的差異外，還存在電壓差異、可靠性差異、接口差異、價格差異等問題。
這就使得在當時和不同電力公司打交道成為了一個技術活。對于當時的公司高管而言，該如何選擇合適的電力公司和電力方案，頭疼程度不亞于今天的企業高管選擇數字化服務商和數字化解決方案。
為了讓電力這一“新型”資源的效益最大化，當時很多企業都設置了一個新職位——首席電力官，他們的職責是發掘各種電氣產品究竟能給自己的公司帶來哪些方面的價值。除了對作為能源的電力保持關注外，他們還要對電子產品的發展和創新保持敏感。
這一崗位職能，與上世紀80年代互聯網興起后誕生的一個崗位極為相似，這個崗位就是首席技術官（CTO，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老派”CTO的職責
首席技術官是負責管理公司整體技術運營的高級管理者。
這一職位的雛形起源于二戰后的美國，當時的美國認為自己在技術創新方面的競爭優勢正在減弱，為了應對這一形勢，一些美國大型企業創建了獨立的技術研究機構，這些機構的人員只需要專注于新技術和新產品的研發，而無須承受日常辦公內容的負擔。相應的，也就有一個負責監督所有技術設施和研究成果的崗位。只是初期它們的稱呼不盡相同，有些公司叫實驗室主任，有些企業叫技術主管。
上世紀 80 年代，隨著 IT 產業的興起和發展，CTO 作為企業技術層面的最高管理者的崗位被正式提出。
自其誕生至今，CTO就是公認的在 C 級管理者中職責最不明確的崗位之一。這一崗位的職責，往往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包括且不限于行業方向、產品類型、業務模式、公司規模等。
在傳統的 IT 企業中，CTO 在能力上往往是組織內部當之無愧的技術權威，在職能上則主要負責處理物理層面基礎設施相關的問題。
在常規的職責描述中，CTO 的職責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建立、維護和監督組織的技術架構和技術基礎設施；
優化組織內部的軟件、硬件、技術人員和技術支出等相關資源；
管理和監督新技術研發相關的工作；
實施公司的技術路線圖和技術戰略；
了解目標市場，協助新項目交付；
對技術標準和法規政策的更新保持關注；
識別業務相關的技術機會和風險。
CTO 的新定位
隨著數字技術對商業世界影響力的日益加強，CTO 的角色和定位也在急劇變化著。
過去，技術只是組織構成的一部分，是若干支撐要素中的一種。但是在數字原生時代，數字化已經成為了企業生存的基礎環境，作為技術負責人的 CTO 的重要性，自然不可同日而語。
CTO 角色的變化，主要受到三個因素的推動。
首先，對于技術型企業而言，業務與技術創新的交織日益深化，技術創新對業務的影響越來越高。其次，數字化相關的投資，正在從傳統的 IT 基礎設施和數據中心，向云服務和解決方案轉變。最后，組織正在轉向更加靈活、以產品為中心的數字產品和服務交付。
今年 9 月份，在由VCCircle主辦的“ The Pitch”活動上，兩位企業 CTO 和一位風險投資人一致認為，隨著數字化技術和云原生企業的增多，CTO 的角色正在發生重大轉變。
Wakefit的CTO Yash Dayal表示，數字原生企業與傳統的實體企業有著非常不同的工作方式，雙方的商業護城河也存在很大差異。數字原生企業往往已經克服了很多傳統公司面臨的障礙，因而能夠為其客戶構建獨特的體驗。
Games 24X7的CTO Rajat Bansal提到，CTO 的角色，已經從獨立工作逐漸演變為 CXO 群體中的領頭人之一。數字原生時代的 CTO 不能只關注產品本身或者技術舉措，而是要將技術與業務需求相匹配，要以為利益相關者傳達企業試圖通過技術解決的問題為己任。
風險投資公司PeerCapital的合伙人Prabhakar從投資者的角度提到，在種子輪投資中，他們越來越關注那些具備長期主義精神的技術型企業。
事實上，早在2017 年的時候，羅盛咨詢（Russell Reynolds）就出具過一份名為《首席技術官思維》的報告。其中提到，CTO 的角色演變速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快。
上述報告提到，盡管 CTO 的角色范圍和演變速度因行業、公司規模和文化等因素而異，但可以肯定的是，幾乎所有的公司都在擴展CTO 的領導責任，因為數字化的產品和服務、數據分析能力及對相關客戶體驗的認識，都以數字技術能力為前提。
一個最大的變化是，CTO 正在從過去的跟隨者和執行者，變成推動者和開拓者。在日新月異的數字化變革時代，CTO 們不僅要有廣泛且堅實的技術專業知識，還需要有足夠的戰略和商業眼光，在組織內部挑戰錯誤決策，翻譯和推動更有技術價值的決策。
羅盛咨詢一位名叫Tristan Jervis的管理人員說道：“（數字時代）CTO 是公司內部最具前瞻性的角色之一，在執行委員會中，CTO 負責利用技術來增強公司的產品，提供尖端的數字化能力和云資源，設計并創建新的平臺和應用程序以滿足客戶需求。”
Gartner的首席分析師Samantha Searle也提到，CTO 是最復雜和多樣化的高管角色之一，除了日常的基礎設施運營之外，技術創新業務驅動也成為了CTO 職責中很重要的部分。
CTO 的新挑戰
職責變化之外，隨著市場和政策環境的變化，CTO 也面臨著一些全新的挑戰：
網絡安全與風險控制
隨著我們對數字化技術的依賴性不斷增加，網絡安全問題變得日趨重要。CTO 的一大職責就是采取強有力的網絡安全措施，制定積極的應對策略以減少風險并確保能夠快速處理緊急情況。
數綠融合的意識
在環保成為全球化大背景的時代，CTO 在制定技術決策時，也必須充分考慮可持續性問題。數字化必須與綠色相融合，甚至要成為綠色化的核心驅動。無論是通過使用節能數據中心、環保產品設計還是采購親環境材料，可持續性都將成為 CTO 的主要責任之一。
技術道德問題
在數字原生時代，CTO 肩上的道德責任也在日益加重。他們必須應對涉及數據隱私、人工智能偏見和負責任的尖端技術等復雜的道德難題。只有有效權衡并解決好這些問題，才能維系公眾對組織的信任。
寫在最后
隨著比特世界和原子世界的持續交融，數字原生將會是所有企業的最終歸宿。對于所有企業而言，數字化都是一個持續演變的動態過程。所以，每一家企業都必須有一份屬于自己的數字化戰略，即一份關于如何應用數字化技術和工具來增強業務流程的路線圖。
這就對以CTO為代表的企業技術高管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在數字原生時代，CTO不僅僅是技術專家，更是戰略推動者，是組織內部最具前瞻性的角色之一。他們需要在技術和商業之間找到平衡，有效地應對新的挑戰，以確保組織在數字化轉型中保持競爭力。在新的航程中，他們不再是盲目聽命的水手，而是引領企業穿越技術與業務的未知領域的關鍵決策者。
參考文獻：
《數字原生企業及其平臺演進優勢》來源：萬為瞻卓資深咨詢：
《數字原生企業的崛起》來源：哈佛商業評論案例研究
《數字原生企業——未來數字經濟的命脈》來源：IDC 官網
《何寶宏：數字化轉型的終點是數字原生》來源：新華網
《智能革命：迎接人工智能時代的社會、經濟與文化變革》作者：李彥宏
《What is a CTO or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來源：CyberTalk.org
《Evolving role of CTOs in digital native companies》來源：Techcircle
《CTO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來源：DevSkiller
《Evolution of the CTO》來源：Financier Worldwide Magazine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CTO)》來源：TechTarget
